从三月到五月，筹安会的动作越来越大，关于帝制的新闻报道也越来越多。
之前半年的时间里面，无论是袁世凯个人又或者是北洋政府都没有对帝制一事公开做出任何答复，即便有也只是私底下的言论罢了。要说唯一一个与官方挂钩的关于帝制的事情，还是去年年底在瀛台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向袁肃提出关于帝制的问题。
国内的民众情绪每天依然都沉浸“民族自强”的氛围之中，而在北洋政府喉舌的引导之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偏向帝制，甚至跟着筹安会一起鼓吹帝制。
正是有鉴于国内的呼声水涨船高，袁世凯“被迫”于五月六日在国政办公厅做出正式的答复。他否认自己有更改国家政体的意愿，表示外交的舆论和民间团体的学术讨论，与北洋政府是没有任何关联。
这样的回答显然很草率，不管是在措辞还是在语气上，袁世凯的答复都没有切中要害，仅仅是有一种很柔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当然，无论是北洋内部又或者是民间一些有见识的人，都很清楚这次所谓的正式答复，只不过是袁世凯虚推罢了。就如同历史上所有被“劝进”的帝王，总要先考虑大统和民间声音，经过三劝三推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
就好比是一个流程罢了！正因为如此，南方一些不算主流的报纸还专门刊登了一些讽刺的文章，来揭露袁世凯惺惺作态的样子。只可惜这些非主流的报纸大体上只能当作“内部文件”来传阅，大部分的老百姓们别说根本不会多加理会，甚至都从没听说过这份报纸的名字。
正如同所有人预料之内的那样，到了五月底的时候，由副总统黎元洪、四川军务总办陈宦、财政部总长梁士诒、广东巡阅使龙济光、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靳云鹏、山东军务总办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一众中央及地方大员，联名呈交劝进书。书中云里雾里说了一大堆好听的话，希望大总统袁世凯能够顺应民意。
此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众多官员牵涉其中，声势和影响极其之大，引起了各界人士广泛的关注。不过大多数人依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的意思，就连平日里最容易热血上头的学生团体，似乎也都只是乖乖的持观望态度。
此事在民间的反应情况让袁世凯感到很是高兴，不过他也没有猴急着立刻就应承下来，该走的程序一步也不能少，既然民间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那自己自然便能更加从容不迫的来走下面的路。
到了六月上旬，北京总统府郑重其事的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邀请了许多嘉宾到场参加，甚至还煞有其事的请来了几个之前一直作为革命党活跃的政治人物到场。在会场上，袁世凯用很严肃的语气表示，关于劝进一事自己从未考虑，也绝不敢有这样的奢望。从态度和形式上，显然要比第一次更有诚意。
可细细来分析，实际上袁世凯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话，较之第一次要更加含糊其辞的多，不仅依然没有明确表示对帝制的个人观念，同时还似有保留。简单来说，从始至终袁世凯都没有反对帝制，也没有说过“严惩帝制造谣者”之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在作秀罢了！
如今国内的局势虽然大部分人群对帝制没有什么抵触，但并不意味着真正一点反驳的声音都没有。就在袁世凯摇头晃脑的在北京张罗着帝制铺垫，和乐此不疲的装模作样作秀的同时，袁肃早先安排南下上海的高顺，在六月五日发回了第一封密电。
高顺是三月底便动身南下，先在上海小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转折前往香港、广州，最后似乎又得知了一些消息，急匆匆的再度返回上海。他将这两个月辛辛苦苦奔波搜集的消息汇总清楚之后，即刻用加密的形式发送到了天津。
在这封密电里，高顺先是简单介绍了革命势力最为活跃的江浙、西南五省的社会情况。筹安会之前一直强调在江浙等地活动，目的就是要先从革命势力聚集的地方下手，把声势的种子播撒下来。这几个省目前社会情况与报纸上的报道还是有所出入，反对的人也有，支持的人也都，但这两类人全部都是占少数，无论是工人、学生、政客、士绅，大部分人还是保持着很是平静的情绪来对待这件事。
不得不说，筹安会在宣传造势的过程中，多多少少还是从袁肃这里借鉴了一些东西。正好那段时间袁肃声明正旺，所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是杨度又或者是其他鼓出帝制的筹安会干将，他们对外都打出了帝制促成中央集权的旗号，并且再三渲染如今是伪共和、伪民主的国体和政治，与其继续伪装下去，还不如一次性把事情办好，长痛不如短痛。
民间许多老百姓根本不清楚什么是中央集权，就算有人知道中央集权的意思，但也不清楚帝制与中央集权的关系。只不过是人云亦云，筹安会和鼓吹帝制的一帮人这么宣传、如此造势，大家自然也就跟着相信了。
中央集权毕竟是确保中国南北统一的重要前提，老百姓痛恨内战的感情由来已久，因此在这一点上很快就倾向了推行帝制的说法。就算是少数真正明白事理的人们，他们频频质疑帝制能促成中央集权的说法，只可惜人微言轻，听着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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