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统一战线
陈海松离开保卫科又来到政治部宣传科，找来张法森主任、胡永宁副主任、宣传科长**。
他交代政治部要尽快摸清张掖城及附近地区的知名人士，包括开明士绅、隐退的官吏、教育界名宿、著名医生、宗教人士、工商界人士，列出名单查清籍贯、简历、社会关系，逐步建立起联系。
对来自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东北等地的要重点了解，这些地方有社会关系的也要记录。
他对有些不解的三人说：“我们的身份迟早会公开，现在就必须着手准备。
按照我们红军的传统，每走到一个地方就要把我党的主张和政策宣传到那里，成为播种机、成为火种，让当地人民了解**、亲近**、愿意为我党提供支持。
而刚才提到的那部分人许多是我们过去的斗争对象，但他们又在当地很有威望和影响力，我们要让他们了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了解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野心、了解我们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让他们认识我们红军是保护人民的仁义之师、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之师、敢于站在民族战争最前线的威武之师。
感召他们接受我们的主张，带动其他人主动帮助我们。”
张法森以前是总部政治部群众工作部的科长，做根据地建设那是他的强项。
听说要公开身份，那就得建立红色政权啊，高兴地说：“政委，张掖这里虽然人口少了点，但城市私营工商业多、农村土地肥沃，粮食产量高，老百姓受地主军阀盘剥，生活很艰难。
如果我们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一定能把群众的革命热情调动起来，很快就能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组建苏维埃政权，成立游击队、妇女队、儿童团，我们就能在这里扎下根，建立起稳固的甘北红色根据地。”
陈海松听得哭笑不得，暗想我们的很多干部还没有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习惯于土地革命时期的做法，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还没有正确领会，必须要尽快统一思想，制定有效地张掖地区管理体制。
他说：“同志们，西安事变以后，全国革命进入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阶段，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
我党的发展策略是在抗日旗帜下团结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各个民族中的进步力量，组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
我们必须转变斗争策略，从阶级斗争转变为合作抗日，从分田分地转变为减租减息，从取缔私人企业转变为支持工商发展。
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都是敌人和我们之间的主要社会力量，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只要他们不公开反对我党政策，公开投敌叛国就不能像苏区那样公开反对、剥夺、镇压。”
“那我们还是不是**？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背离啊。”胡永宁紧张地问道。
“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阶级构成，和欧洲、苏联有很大的区别。
除了贫苦农民工人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之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自耕农、小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
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盘剥与压迫，也有着不同动机的革命愿望，在很多方面是理解同情支持我们的，是我们革命的同盟军。
我们通过求同存异的政策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削弱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力量，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
我们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依靠工农阶级、争取中间阶级、反对剥削阶级，在我党的有力领导下，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组织更多的人参加到民族解放伟大事业中来。”
陈海松看着几个目瞪口呆的老革命，心里也不是滋味。但还是继续说：“此次攻占张掖地区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建立政权，也不需要发展根据地。
因为华北形势紧张，我军不久肯定会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离开这里东去抗日。
河西战略地位突出，蒋介石不会允许我们长期驻扎，宁可多得我们两个师的番号，也不会让我们建立起连接新疆的国际通道。
蒋介石一定会派中央军前来接管，离开了红军的支持，建立再多的政权也会遭到解散，留下的革命者会受到迫害，我们再也不能让永昌、山丹、临泽红色政权迅速被镇压，大量当地群众惨遭杀害的悲剧重演。
我们在张掖期间只需要通过宣传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文艺演出等形式把党的抗日的主张和减租减息政策、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印刻在群众心里，埋下革命的种子就行。
最多派出工作队，到张掖地区广大农村去宣传抗日主张。当然对愿意参加革命队伍，参加到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进步青年可以招收进来，将来带走。”
胡永宁问道：“如果有地下组织找到我们寻求帮助怎么办？”
陈海松说：“一旦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在不暴露他们身份的的情况下暗中帮助他们发展组织，扩大力量，提供武器装备，训练军事人员，甚至可以留下一些伤残战士当地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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