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惯于从自己的认知和阅历去考虑问题，沈哲子也不例外。他或有敏于事局，洞悉人心之能，但家斗于他而言却是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
沈家虽然也是吴中大族，但沈哲子本身即是主支嫡系长子，本身即有无可争议的继承权，加上老爹对他完全的信重。虽然早年管理家事因为年龄问题颇受非难，但有老爹在身后撑腰宁可分宗也不容许族内掣肘。至于现在，他名望器具都已养成，已是当仁不让沈家崛起之契机，更不会有族人冒出来分割他的事权制造分裂。
一俟明白了这一点，许多疑惑便都迎刃而解，比如荆州使者为何会与王舒有行得比较密切的迹象。沈哲子不是看轻如今的王氏，而事实上的确王舒眼下实在不具备去招揽陶侃的资格，而陶侃也根本不需要假于王家去达成什么政治诉求。所以在看到荆州使者与王允之同行到达京口时，沈哲子是比较诧异的。
现在再想一想，之所以会有如此迹象，大概也非陶侃的意思，而是他某个儿子私下的决定，想要获得陶侃爵禄和职事的继承权，因而有求于琅琊王氏。老实说这种行为真是愚蠢的难以理喻，险些让自己这方做出错误的判断。
原本庾怿他们因为荆州使者的古怪态度，对荆州是有所保留的，甚至不打算给陶侃节制内外诸军事的权力。还是在沈哲子的固请之下，才加以大都督之职，只是原本议定的太尉之衔却给删除了。
虽然有感于那陶夏的胆大妄为，但身为局外者，沈哲子也实在不好在陶弘面前妄加臧否。旁人家事，原本沈哲子是不打算干涉的，但如今陶弘受迫于家中压力请求到自己，沈哲子也实在不好置之不理。
沉吟少许之后，沈哲子才点点头：“如今内外都是用人之际，世兄肯暂任悲痛为国效劳，我又怎么会拒绝。委屈世兄在我军内参谋军事，来日功成再作赏议。”
陶弘听到这话，阴郁的脸色隐有舒缓，起身拜谢道：“多谢维周予我善助。”
顿了一顿后，他才又说道：“我等一行是在三月上动身，江陵至此本就路途遥远，将近京口之时，又受小许羁留，所以到来太迟。”
话讲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荆州晚来并非陶侃的问题，而是有人私心作祟。如今陶侃还活着，行事就已经如此放纵，引得中枢对荆州生出忌惮之心，难怪陶侃死后不久便发生兄弟阋墙的惨剧。
沈哲子先陪陶弘往行台护军府办理了一下任命手续，约定动身之期，然后才匆匆去见庾怿，将这一点新的发现告诉了他。
得知荆州这些内情后，庾怿也真是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叹息道：“陶公，国之耆老重臣，如今紧要时节一时失察竟让家事混淆于公，也真是……唉，罢了，旁人家事难于置喙。只要陶公那里并无迟疑，不害于事已是最好。”
讲到这里，他又沉吟道：“既然那位陶夏敏于家任，倒也不好罔顾其迫切之念。既然为使至此，不妨就留于行台暂加散骑，有此羁縻应不至于再作掣肘。”
沈哲子闻言后点点头，早先何止庾怿，就连他对荆州的态度都有所保留。眼下封赏已经公之于众，不好再作更改，尊其子稍作补救也算是对陶侃的肯定。以此老历事智慧，应该会明白缘何发生这种波折。行台中枢有错即改，那是对陶侃的重视。如此一来，反倒凸显出王舒借陶侃之子私心离间彼此的行为。
接下来的几天，来自各地之人有的留在行台护驾，有的则再返回各自职所准备举事。如今行台建立，各种行政、军务章程都已经确立下来，不必再像早先那样谨小慎微。一直被隔离在外的郗鉴也终于被召入行台，复任尚书令督南北军事拱卫行台。
虽然有陶侃任职大都督调度内外诸军，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王舒在吴中的掣肘。但毕竟东西路途太远，军令很难及时传达。为了确保京口行台和吴中的安稳，行台只能再为王舒增兵数千，允其固守吴郡。
四月中，沈哲子也率军离开行台，前往大业关。老爹带来的东扬军，其中一军归于他统领，另一军则留在行台由护军府直辖以保证庾怿的话语权。
如今沈哲子也是一方使君，麾下不乏战将，像是郭诵、徐茂等久经战事的宿将，还有他家的沈默、沈牧等骁勇族人，眼下都归于他来辖制。这也是世家子弟进仕的优越所在，本身便有家资可以依仗，一旦任事起点甚高。寒门子弟奋斗半生，能够达到的高度甚至还不如沈哲子的起点高。
哪怕自身便是受益者，对于如此不公平的现象，沈哲子也是不免咂舌。诚然他自己本有特殊性，其他士族子弟也无他这样雄厚的资本，但即便是这差距再缩小一倍，若是成为整个社会的常态，所害仍是不小。
虽然担任统帅，沈哲子也知军略确非自己所长，因而给族叔沈默和徐茂等人都加行军督护，具体事务交给旁人。像随在他军中的陶弘，庾怿之子庾曼之，还有其他几家子弟，沈哲子虽然将人带来了，但给他们的要求也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要干扰到正常军务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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