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时局微妙，举动皆有人窥探揣测，诸多无谓纠纷。大兄他也非刻意为难，应是不愿哲子涉入太多乱事。毕竟你还年幼，许多事情不能见知深刻。”
听到庾怿为先前的尴尬圆场，沈哲子微笑着示意自己并未介意。他也知司马家那群宗王们确实乏甚人望，自家如今势隆，与之行的太近，难免会招惹许多有的没的猜测。这些猜测对他家而言或是好坏参半，但对于执政的庾亮肯定是不利的。
宗王与方镇行的太近，传递出来的信号只有一种，那就是正有阴谋在酝酿。但沈家不可能跟宗王有所勾结，一方面是这些宗王们底子太劣，根本不值得投资，一方面也是根本没有必要。沈家如今也是帝戚之家，何必再跟那些宗王勾结，邀取什么政治资本。
这一点，庾亮肯定也是深知，早在数年前沈哲子的选择就可以说是已经表明了心迹。但这家伙仍要严厉训斥，面子礼数上的一点往来都不希望有，斤斤计较到如此地步，那种迫切掌控一切的心态已是毕露无疑。
虽然面对庾亮的责问，沈哲子可以不作回应，但在庾怿面前，倒也不妨解释一下，避免误会越级越深。他家注定是不可能与庾亮一条道走到黑，但庾家也并非只有庾亮一人，像庾怿、庾条这两向来与自家关系密切的，仍要保持多多沟通，不至于完全对立起来。
于是沈哲子便笑着解释了一下自己为何会与西阳王行在一处，当听到西阳王如此礼遇只为财货，庾怿也是哑然失笑，旋即便不免叹息道：“大行皇帝离世，新君甫立，大兄他要把控全局，心态难免颇多急躁之处。但其实这又是何苦，不过是为难了自己罢了。似西阳王这等庸者，又能激起怎样动荡？”
沈哲子闻言后亦是赞同，庾亮执掌中书多年，不可能这点眼力都没有。但眼下却是紧张过度，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弄得人心惶惶。如今台中众臣彼此之间割裂的严重，对局面的平稳过渡更是有害无利。
查其原因，大概也有出于对大行皇帝的愧疚，以及急于证明自己的缘故，可谓当局者迷。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沈哲子自然不认同庾亮的做事方法，但由此也颇得教训。大行皇帝去世后，留下的是一个虽然不算太平但尚算安定的局面，北面没有太迫切的胡寇威胁，内部各方彼此牵制，没有一家独大。这种暂时的平稳达成不易，也极为脆弱。任何人想要跃起打破，必然要令局势崩盘继而遭受反噬。
目的是目的，手段是手段。在这样一个微妙的平衡中，目标越是宏大，手段反而需要越发平稳。人心各异，得意时勿太张扬，总有人等着看你怎么死。流星灿然却只一瞬，但身份地位不同，这一瞬或就能给世道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
人们总热衷于传颂一些壮人胆魄的英雄故事，但古来英雄绝少善类，激昂之外若能有从容，才算是第一等的国士。若连自己都无法节制自己，无论事迹再如何耀眼，不过是适逢其会的意气匹夫而已。换一个性情相类的人去做，未必又会做的比他差上多少，不值得崇敬。
略过这一节，庾怿便对沈哲子所言西阳王有求的隐爵之事颇感兴趣。
此事虽是庾条弄出来，但庾怿所闻只是皮毛，因而便笑语道：“这隐爵果然获利丰厚到西阳王这种贵人都难淡然？我只是听幼序偶尔言及，还真是不曾深知。过些时日，我或将转任晋陵，少不得要与此类多有交往，届时还要仰哲子替我多多周圆啊。”
听到庾怿此言，沈哲子心中便是一动，益发感受到庾亮那种安全感的缺失以及迫切的心情，急于布局天下，谋求一个安全环境。以江州制衡荆州，以吴郡观望三吴，以晋陵牵制徐州，似是面面俱到，但这更多只是场面上的较量，实则无一处不处在劣势之中。
庾家劣势在于方镇，没有自身可靠稳定的基本盘，这是庾亮执政的最大劣势，也是早先沈家能与庾家行到一处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得势之后，庾亮首先要做的便是经营方镇的力量，早先派庾怿往豫章，继而在应詹病亡后进一步争取到了江州。这都是非常漂亮的布置，按部就班经营下去，执政高门的威望和风采便会越来越浓厚。
但庾亮的手段太激进了，江州重镇绝对值得倾其全族之力耐心经营下去，实在不宜在此时分力去图谋一个场面上的布局。沈哲子深知自家稳居会稽的不容易，诸多手段用上，至今才算略成气候。若不能牢牢掌控一个基本盘，人去而政消，又有什么意义？
凭势而掌握晋陵、吴郡，看似是很漂亮的布置，能够给京畿提供一个稳定的后方，但这两地都是豪强林立，民多不驯，一旦真的有事发生，又能指望在这两地获得多大的助力？
或许历史的缺陷真的在于人性格的缺陷，庾亮的能力确是出众，而立之年未久便掌中书，与王导这种生于高门、耳濡目染的政治国手较量起来都不落下风，有来有往，甚至还能略占优势。
但且不说其性格过于的强势，单单履历上缺乏经营地方的经验，便是一个致命的缺陷，过于看重中枢赋予的大义名分，只将方镇作为棋盘上棋子。但殊不知这些棋子一旦被激怒起来，都是一个个獠牙锋利的噬人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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