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在江北也征收不到什么盐税，如果不是要依赖江北藩镇对抗金兵，朝廷早就要打击江北私盐南下的渠道了。晏孝广要动江北私盐，官员不会反对，只要晏孝广不激出什么乱子来，能提高是功劳，不降低就无过。
晏孝广不但不求无过，反而一心要建个大功。他夸下海口，三年之内，要在江北受一千万盐税。这狂言惊吓到了许多官员，也有很多想看笑话的。
其实收盐税一点都不难，难得是地方的配合。因为淮东的产盐量并没有降低，甚至比以前还扩大了很多。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监管之后，林永那些藩镇，自己就在无节制的制盐，他们只怕卖不出去，不愁产不出来。
产盐是需要人力的，这一点技术早就解决了。晒盐技术出现的很早，一直跟煮盐是并行的，并非没人知道晒盐的好处，只是晒盐投入很大。不像煮盐，一个人支口锅，就能起灶煮盐了，晒盐首先需要光大的场地，然后还要在场地上铺设青石板作为晒场，还要修建饮水的卤水沟渠。一个是一次性投入少，周转快的轻工业模式，一个是一次性投入大，效率高的大规模工业模式。
由于古代盐场管理混乱，导致缺乏大型资本进行这种投入，因此煮盐一直是主流。可是林永这些藩镇，他们开盐场的时候，面临的是劳动力匮乏，人都被杀光了，土地剩余，本来无人的盐碱滩涂就多的是，而他们又资本雄厚，急于扩大规模的他们，就开始大规模采用晒盐的方式产盐，规模巨大，就怕卖不出去。
李慢侯名下的盐场同样如此，大量采用晒盐法，他甚至是技术的推动者。
产量比原来更大，只要控制生产环节，能合理的对生产征税，税收总量就是可以预计的。所以晏孝广说三年收一千万贯，并非夸大其词，相比于北宋的规模，这甚至只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
他第一步就是废弃了江北的官盐场，这些官盐盐场的盐早就堆积如山了，根本卖不掉。接着他开始在各大盐场附近开设合同场，不要求统购统销，但要求商人先在合同场缴纳盐钞钱，换取标准的盐袋，然后拿着盐袋去盐户手里买盐，他们给盐户多少钱官府不管，一袋盐是标准的一百二十斤，也就是一石，官府收一贯两百钱，相当于一斤盐征税十文。看似比从老百姓手里四文钱收盐，三十三文卖出利润低的多，可是这是净利，官府不需要自己贩运，不需要销售，省去这些成本后，损失的利润并不算多。
如此一改，征税的成本是大大下降的，固定成本其实只有一个盐袋而已，只值几文钱。但监督的成本就高一些，因为十文钱的税收，也值得走私，毕竟四文钱收盐，老百姓就不会亏本，十文相对于煮盐的成本，依然是一个很高的税率。因此依然要在盐场周围进行巡查，防止走私泛滥。但总成本一定不会比原来高，一石盐至少能盈余一贯钱。而淮东盐产量保守估计也超过一千万石，理论上一年就能收一千万贯。
“一石收一贯？这么多！卖的出去嘛？我一石才卖五百钱！”
听完李慢侯的说法之后，果然林永非常不乐意。
他们这几个藩镇的私盐场规模巨大，而且互相之间竞争激烈，大肆倾销。由于是私盐，质量不错，而且跟官府四文一斤的收购价相当，所以销路反而比官盐好的多。但利润依然很丰厚，因为他们大都开始采用大规模晒盐法，产量很高，成本很低，一斤盐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
“跟你没关系。你还继续卖五百钱，该卖多少你卖多少。收税收的是盐商的税！”
李慢侯忽悠着，经济链条的传导性，林永应该不懂吧。
但还是小看了他：“话是这么说。你们税收的那么重，还有谁会来买盐？就算来买了，不得压我们的价？这么搞，他们还不如去江南的盐场买盐呢！”
李慢侯笑道：“不让朝廷收税，你们的盐就是私盐。收了税，可就是官盐了。以后你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大胆的卖。利薄了，就多销。反正赔不了！”
林永还是犹豫：“你真的让朝廷在海州征盐税？”
李慢侯道：“那当然。那可是我老丈人，我敢说不吗？”
林永冷笑道：“你从里边分了多少？”
李慢侯道：“不多，五五分！”
朝廷一斤收十文钱，朝廷拿走五文，地方截留一半。
“那我同意！”
林永当然同意，这也是李慢侯跟他商量的原因，因为通泰的盐场，可不都是他林永一个人的，田氏兄弟、单穿手里的盐场不比他的小。但他才是通泰藩镇，走公账，朝廷分他一半，等于他向田氏兄弟他们收了一半的税。至于上了藩镇公账的钱，对林永这种公私不分的人来说，那就都是他的钱。
有李慢侯和林永的共识，江北盐法很快就推行下去。立刻就收到了效果，九月开始，第一个月就收到了八十万贯盐钞钱，朝廷分走一半。按照这种规模，一年可以有将近五百万贯，三年一千万贯根本不在话下。
主要盐场就是通泰的盐场，以及掌握在薛庆手里的盐城盐场，和李慢侯手下的海州、涟水军盐场。林永不反对，薛庆也不敢反对，整个淮东的盐场立刻就被晏孝广派去的榷务监官们控制，除了私盐之外，都得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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