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更，实在是疲累，好好休息一天，多多谅解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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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大总督履任，张家口、大同总兵更换，还有各镇的一批中下级军官也被调走，由武学出身的顶替。
还有更早的山西巡抚杨涟的到任，大力实施清屯充饷，一些地方官随之被罢黜和换任，山西的官场震动不可谓不大。
而这些变化，对老百姓来说，还感觉得不太明显。除了朝廷的蠲免旨意，令他们欣喜欢悦之外。
但对山西商人，特别是拥有边外贸易特权的商人来说，则越来越感到了压力，以及收入的减少。
要知道，拥有边贸易特权肯定能够赚钱，但走私禁货更是利润巨大。
《明会典》中记载：“有假此（马市贸易）窥觇虚实者，中国罔利之徒，与直结交，甚至窃买军器，泄露军情，虽有监市分守等官，势不能禁”。
也就是说，明朝对蒙古诸部开放马市，也并不是什么都卖，至少在一些物资上不是无限量供应。
比如铁器，就是明朝有明确禁止令的。另外，粮食、食盐等很多战略物资，也是限量卖卖。
至于兵器、情报，那就更是严令禁止。而且，这已经不是走私的问题，而属于卖国了。
而晋商八大家的卖国，却不是从私通后金开始。在与蒙古人的贸易中，他们借此发了财，也就是《明会典》所说的“中国罔利之徒”。
要成功走私，自然要交结官府，收买边兵边将，在检查出关时给予方便。时间长了，走私竟有向公开变化的趋势。
但现在，随着朝廷的大力整顿，走私不仅是越来越难，甚至有被完全掐断的可能。
山西介休，范府。
府宅占地数亩，修建得富丽堂皇，虽是商人，却有不下于高官的气派。
很正常，晋商多是官商，借官而起，掌有特权和便利。
如果追根究底，就可以发现，晋商曾经是张居正背后的推动变法的力量。
王崇古、张四维、杨博、王国光等山西官僚，与晋商通过姻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王崇古的二姐嫁给了山西商人张允龄，所生之子即为张四维，王崇古的女儿则嫁给了杨博的儿子杨俊卿；
而杨博的两个孙女，则嫁给了张四维的两个儿子张甲徽和张定徽，张四维的一个女儿，则嫁给了马自强（陕西商人）的儿子……
正因为如此，便有很多人认为“隆庆和议”虽然在对蒙关系上是英明之举，保证了北疆的上百年安定。
但其时的高官王崇古和张四维拼命卖力，也是出于实现明蒙互市，为自己的富商家族取得赚大钱机会的私心。
事实上，晋商也确实通过边贸发了大财，进一步壮大了家族的财力和在山西的影响。
只不过，山西官场的变动，朝廷政策的变化，似乎正在渐渐堵住晋商的财路。由不得他们不进行商议办法，找到解决之道。
厅堂之内，范永斗面色和煦，听着王登库在发着牢骚，微笑着轻轻颌首。
“要不是咱们不怕危险，出关与蒙人贸易，哪来的边镇安宁？”
王登库还一副抱屈愤慨的模样，大声说道：“现在要卸磨杀驴，断咱们的财路了，哪有这样的道理？”
靳良玉呵呵一笑，慢条斯理地说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看好谁，那就是谁。老王啊，莫要如此，须知气大伤肝哪！”
黄云发捋着胡子，缓缓说道：“老靳说得在理，可这事儿吧，也不能就这么算了。该争的，还是要争一下的。”
“怎么争？”王登库瞪着眼睛望过来，“要是用钱买，那也有机会。可现在，连钱都没处送呀！”
靳良玉说道：“看，老王你还是这般急躁。具体是何政策还没搞清，就说没机会。”
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道：“杨巡抚那里，某托人打听过。这事儿由宣大总督主管，怎么个章程，还要等总督大人宣布。所以，咱们还是耐心等一等为好。”
范永斗点头赞同，说道：“老靳说得在理呀！朝廷要发什么许可证，这和以前‘开中制’也差不多吧？不照样能发财致富？”
明朝洪武年间，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
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轻负担，朝廷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所谓的“开中制”，或叫“开粮纳中”。
具体办法是：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朝廷则给这些商人盐引，使这些商人获得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
开中制的优越性在于调动了商人和百姓运送军粮的积极性，不足之处则是让利给盐商，减少了政府的收入。但在明初，总体上来说还是利大于弊。
比如明太祖八次北征，成祖五次北征，耗费军粮马草无数，没出现民怨沸腾的局面，其中的“开中制”功不可没。
而且，商人为了节省运粮成本，招募大量农民在边镇附近开荒种地，也充实了帝国边境，促进了边区的开发。
但任何一个好政策，实施的时间长了，难免出现问题，“纳粮开中”也是一样。
由于贩卖食盐的巨大利润，大量皇亲国戚、贵族官员参与其中，利用权势侵占盐引。皇室也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把盐引当作了赏赐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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