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了，福建和浙江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变，这引发了巨大的震动，首先感触到的就是南直隶。
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说，就足够引起众人的关注了，山东、浙江和福建等地的知县，每年能够拿到手的俸禄，平均下来是一千五百两银子，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朝廷管辖的知县，每年的俸禄也就是一百两银子左右，还要算上所有的收入，当然了，贪腐的银子是不能够算的，可诸多的读书人为官，首先想到的还是做事情，并非是贪腐，拿着朝廷给的那点可怜的俸禄，官吏要是不贪腐了，就真的有些活不下去了。
浙江和福建的新政正在大规模的推行，两地还算是平静的，但在南直隶等地方，却引发了巨大的震动，这种震动，就连苏天成都没有想到。
很多激烈的争论开始出现了，特别是在政治气氛相对宽松的南京，很多的读书人开始激烈的辩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的人认为这样的官府才是真正能够做事情的官府，反对的人主要源于对士绅富户的限制，以及新政的不少举措，违背了儒家思想。
这种表面上的争论，其实体现出来了官吏内心的想法。
苏天成的有一番话，在南京城内早就传开了，苏天成这番话的大意就是一个人生下来，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也不管你的身份如何的尊贵，很多的东西都是要自己去争取的，世上的好处不能够让你一个人占尽了，又想着过上奢华的生活，又想着不做出来贡献，还想着不受任何的约束，那世上岂不是乱套了，任何的事情发展，都必须有着自身的规律，活着世上就要遵守规矩，就要自我约束，特别是各级的官吏，掌握权力的同时，就要想到为老百姓做事情，为朝廷效力，若是时时刻刻都想着自身的利益，那还是不要做官的好。
苏天成的这番话，几乎得到了一边倒的支持，有趣的是，在南京的东林书院，对于这番话是顶礼膜拜的，认为这是至理名言。
新政开始促使了南直隶官吏的分裂，这种分裂是体现在内心的，有很多的官吏是赞同苏天成的这番做法的，从内心里面倾向于这样的。
从南直隶到浙江和福建，道路没有封锁，苏天成表现出来了大度，根本就没有做出来任何的限制，反而是朱由菘和秦三德等人，在大军驻扎在徽州府等地之后，开始封锁官道了，不准两边的百姓往来，不过这难不住诸多的读书人个商贾，他们想方设法的到浙江去，感受新政带来的变化，更多的人到山东去，体会山东的繁华，体会那里的老百姓富足的生活。
有一件事情，苏天成还是做出了限制，那就是人口迁徙的问题，山东的人口基本上饱和了，不能够进入更多的人了，如今有不少的农户，开始朝着浙江和福建迁徙，故土难离，要知道老百姓做出来这样的选择，是有些无奈的，刚开始苏天成没有过分的限制，但后来也开始考虑限制了，毕竟他的目标是整个的大明王朝，若是人口都朝着某几个地方倾斜了，将来统一了中原之后，岂不是要再次进行人口迁移了。
朱审烜、杨嗣昌、范景文以及徐尔一等人，完全赞同苏天成的决定，他们认为这种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不能够无限制的蔓延下去，否则今后的事情，还是要他们来操心的。
南直隶出现的这些变化，朱由菘和秦三德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军队的事宜，左良玉被秘密的处决了，但二十万大军的总兵大人，还是左良玉，只不过副总兵、副将、参将等全部都调整了，包括部分的游击将军和守备都军官，也进行了调整，二十万大军还处于磨合期，他们需要关心大军的磨合事宜，其他的根本顾不上。
等到他们明白这里面的影响的时候，早就没有机会扭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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