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讲述闽国和南楚灭亡史的时候，已经穿插了淮南的身影，作为南唐的第二代君主，李璟出兵分闽吞楚，忘记了啮指之痛，更把先父临终前的谆谆教导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其后果也如徐知诰所料，无一例外，全是得不偿失。
徐知诰临终前，生怕李璟不能领悟自己友善外表下包裹着的雄心壮志，又特意嘱咐道：“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
交代完后事，徐知诰终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历史上给予了徐知诰相当高的正面评价，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爱国诗人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同志说徐知诰“在位七年，兵不妄动，境内赖以休息”，因为徐知诰“生长兵间，知民厌乱”，作为统治者，徐知诰深知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所以他一直“仁厚恭俭，务在养民”，瑞典皇家科学院欠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陆游给徐知诰的盖棺定论是“有古贤主之风”，简直堪比尧舜禹汤文武。
《江南野史》说徐知诰自从架空徐氏以来，数十年间只与吴越国发生了一次军事冲突，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记载说徐知诰经常宣扬自己的普世价值，“民各生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还是一副和平主义仁义之君的形象。
《十国春秋》的评价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不吹不黑，既充分肯定了徐知诰的丰功伟绩，也没有回避他不光彩的上位之路：
“茕茕一身，不阶尺土，托名徐氏，遂霸江南。挟莒人灭鄫之谋创，化家为国之事……息兵以养民，得贤以辟土，盖实有君德焉。”
莒人灭鄫，是春秋时候的典故，一言以蔽之，异姓夺江山。
淮南的君臣在历史上的评价往往会呈现两个面貌，说到底，是那句至理名言：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淮南（南唐）最终在徐知诰的孙子——南唐后主李煜时，被中原王朝（宋）所吞并，而且淮南势力自从唐朝末年以来，就始终是与中原王朝水火不容的死敌，那个时候，朱温还蜗居在汴州，而杨行密也刚刚占据了宣州，并以宣州为革命根据地，与巨贼孙儒争夺扬州，从那时候（889年）起，双方的梁子就结下了，而当历史的进程正式进入五代（907）时，淮南又勇挑“杀猪联盟”重担，成为国际反朱灭梁同盟的扛把子、急先锋。
后文也会详述，在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柴荣的统一大业中，淮南也是一块儿响当当的硬骨头。
所以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上看，淮南是拔了茅房盖楼房——起根儿上就是臭的，粪坑里的砖头——又臭又硬，是顽固不化的反动派、阻碍国家统一的反革命分子，中原的史官不去刻意抹黑淮南君臣，不把徐知诰骂做桀纣口诛笔伐，就已经是坚守道德情操和职业底线了，就不要奢望他们能把徐知诰夸做尧舜了。
而敢于称颂徐知诰的陆游，游神是两宋交际时期的人，这个时期尤为重要，首先来说，这个时期谈论淮南已经不再是政治禁忌，好比新中国以后褒贬大清，随你嬉笑怒骂；其次，当时朝廷南迁，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国家中心从传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了江淮地区，如果此时再把淮南人当做“外人”甚至是“敌人”的话，显然不合适，也该夸夸人家了，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在评价徐知诰的时候，有一种说法非常值得商榷，或者说非常容易引起歧义，那就是说他“崇信道教”，以致于才56岁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一提起崇佛信道，难免会勾起读者的联想，历代昏君佞臣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眼前，只在五代十国时期，就有诸如高骈沉迷修道崇信吕用之等等荒唐离奇的故事。
然而徐知诰虽然也服用仙丹，却不见他因此荒废政事的记载，也没有亲近吕用之式人物的记载，更无因此而祸害百姓的传闻。相反，他与道士们聊天的主要内容，竟然是如何治理好国家，比如徐知诰与道士王栖霞的一段对话。
王栖霞，史料上只记载说他是今天的山东人（生于齐鲁），又名王敬真，字元隐，不知他是不是今天的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人。此君是名副其实的神童，七岁时以神童及第，及第那年是公元889年，冥冥之中似乎与淮南有不解之缘。
后来为了躲避战乱，王栖霞从山东南迁到了淮南，跟随道士聂师道一起传扬道法。随后又来到茅山，跟从得道的高人邓启遐学习《大洞真经》。
聂师道是唐末的着名得道高人，中国道教名人。歙州人士，杨行密争霸淮南时，其得力干将田頵、陶雅围攻歙州，经久不下，歙州外无援兵，城中粮草又断绝，于是打算议和，然而此前的战斗中，守军让田頵、陶雅损失了不少兵马，城中竟然无人敢出城充当谈判代表，时任歙州刺史裴枢（后来的大唐宰相）为此大伤脑筋，这时候，道士聂师道却自告奋勇，为守军充当谈判代表。
田頵、陶雅确实想杀几个使者泄愤，然而跟聂师道聊了几句，不由得惊为天人，随即答应和解，并礼送聂师道入城。随后又把聂师道推荐给杨行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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