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立都雍城时的秦国历史，可以看成与东方大国晋对抗的历史，那么，雍城之前的秦国历史，则是一部完整的“抗击和收编西戎”的历史。
细看地图，无论是平阳陈仓，还是雍城凤翔，其位置，都是由外层到内层，一层层为西周王朝的京畿重地周原，提供“护腚”服务的，挡住来自西戎的侵掠。
“西戎”是一个统称，统指上古时期居住于陕、甘、宁一带的“非丝国”的部落。
西戎的崛起，与“马”的驯化和骑乘，有着直接关系。
马匹的驯化，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一直有争议，不过，其时间范围，大体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也就是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两千五年之间。
那么大规模驯马和养马，又是什么时间呢？
没有任何历史描述，但是，我们只能从一些上古史料中推测到一些。
舜为中原共主时，有一个氏族，名为“豢龙氏”，从名字推测这个氏族的主要职业为“养龙”。龙是不存在，因而有历史学家认为，“豢龙氏”其实就是一个以养殖和驯化牲畜为生的部落。
其实还有一个佐证。
新石器时代的“龙”的形象，很像蛇和蜥蜴的结合体，但是在新石器后期，以及夏商时期的青铜时代，出土的玉器龙的形象中，已经有了“马脸龙”的模样。
这也代表着，马的驯化和大规模繁殖，始于夏朝。
《史记夏本纪》记载一件颇为传奇的事情“孔甲好龙”，大概内容如下：
夏朝第十四位君主孔甲，在位时期，因顺服天帝，天帝于是赐给他驾车的龙，黄河中放养两条，汉水中放养两条（《史记》作二条），各有一雌一雄。孔甲不会饲养，一时难以找寻养龙的家族豢龙氏。当时陶唐氏已经衰落，陶唐氏的后代刘累曾经向豢龙氏学习过驯养龙，孔甲因而征辟刘累，希望他能够饲养这几条龙。
为此，孔甲嘉奖刘累，赐他为御龙氏，并让他代替豕韦氏后代的封地。
其实，把故事中的离奇一面剥离出去，大概能得出这样的核——夏朝君主孔甲得到几匹非常神俊的野马，无人能驯服和养殖，征聘豢龙氏的弟子“累”（刘累非姓刘，为祭祀地理），帮他养殖，并因此给他封官，赏赐小部落“御龙氏”——专职养马的部落。
《史记》和《左传》都记载，刘累“御龙”之地，就在黄河中上游，也就是今天的靖淮之地。
当然，西戎获得养马之技，未必一定是受到刘累的影响，但是，基本上可以推导出，西戎在那时，已经开始接触养马驯马。额，时间大约在夏朝中后期。
祝允平对于李承的“豢龙氏为牲畜养殖部落”的说法，并不认同，他认为“豢龙氏”是当时主要负责祭祀河神的一个类巫师和祭祀的部落，但是，他解释不了史书所记载的“刘累养龙”……两人再度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是学术之争，无关友谊。
李承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理清秦国发展脉络，以及秦都之迁的背后故事及重要意义。
此后，夏朝被殷商取代，夏之遗民，分散四方。
部分夏人部族留在故地融入东夷，其势力强大，殷末为纣王所灭；一部分向北或西北迁徙，成为北狄诸部族；一部分由西北向西发展，融入西戎，居于靖淮巴蜀等地；向南迁徙的一部分成为融入越人体系；另有一部分陆续流徙到楚地，成为楚人的组成部分……
有了夏朝遗民带来高超的青铜锻造工艺，有了武器，又有了马匹，边陲民族站起来了！
也就有了西周王朝的心腹大患——西戎和北狄的强势崛起。
这个心腹大患，更是秦国的枕边之患！
商朝对西戎的概念比较模糊的，到了周朝和春秋这一代已经能够明确划分，哪个诸侯国附近有西戎部落的存在。按照《匈奴传》中的说法，西戎各个部落主要分布在三大块，一是秦国附近即陇西之右、岐山梁山之北；二在晋国北方，三在燕国北方。
三个国家中，又属秦晋两国与西戎之间来往最多。
晋国物资充沛，因而，他们在和西戎相处时，除了“伐戎”之外，还有魏绛所提倡的“和戎”之策——即以晋国的物产和西戎换取土地，同时也让西戎支持晋国。
和戎之策在秦国实施不了——秦国早期国土面积狭小，物产贫瘠，他有的，西戎基本上也都有，于是，秦国只剩下“伐戎”一策。
在《史记秦本纪》，太史公以很长的篇幅记载秦与西戎之间的战争，简练语言中，无不浸润着老秦人的斑斑血迹。同样在《史记秦本纪》中，能感觉到，早期的秦国，完全处于劣势，甚至连君侯都被西戎人杀了好几位。
因此，秦都东迁，除了想更靠近中原，向东拓展之外，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为和西戎之争，多争取一些战略空间。
自从立都平阳（陈仓）之后，秦国与西戎的战略态势，有了本质转变，双方基本上处于战略僵持阶段，到东迁雍城时，秦国开始战略反击，并在秦穆公手中，最终收服西戎十二部，辟国土千里，壮大自己，安定后方，最终成就“春秋五霸”之伟业。
李承的这一观点和分析，祝允平是认同的，两人总算有一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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