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次突然昏厥之后，太皇太后的身体状态便每况愈下，每天昏睡时多，清醒时少。
圣人终究还有许多的军国大事需要处理，也难寸步不离的朝夕守护。同时心里也明白，这样的状况已经不是药石人力能够挽回，与其整日愁容相对，不如在这最后为数不多的时光里尽力弥补一些人事上的遗憾。
为了让宗亲故旧们便于出入探望，圣人索性搬离了上阳宫，回到太初宫视事办公，只在朝夕探望，并留皇后等女眷们于上阳宫照料。
家事之外，这段时间里朝事也颇繁忙，北征军事的各项收尾，各道诸州的政务汇总，以及每年一次的科举典选等等。
今年的科举策问题目由圣人亲自拟定，内容多与止戈休养有关。科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典选才士，同样也有着上通下达的作用。
开元以来，大唐的用政基调就在于复兴，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过去这十年时间里，在内恢复了纲常秩序，完成了天下籍户的编修，授田劝耕、民生欣然。
对外的成果那就更加辉煌了，先是击败吐蕃、收复了青海，接着又震慑新罗、重治百济并消灭了靺鞨人的叛乱，如今又犁庭扫穴、攻破了突厥余孽，在疆土上恢复了高宗全盛时期，甚至还有增益。
李潼并非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凡所对外的战事也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节奏。但即便如此，他也深知眼下民力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接下来需要进入一段全面深入的修养期。只有根基夯实，未来才能继续走远，开创更大的辉煌。
所以今年的科举，也是对外界释放的一个信号与承诺，在保证当下疆土控制力的前提下，未来起码十年时间内，朝廷都不会再作大的征战计议，给民众以充足的休养。
这也并不是满足当下、雄心冷却，自古以来兼并容易而凝聚实难，大唐立国之基础、周边境域之环境，终究不适合走上以战养战的高速扩张。若不想鲸吞万里只作昙花一现，便需要一个更加牢固的基础。
这样的想法也并非李潼一人之计议，今年的科举选士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后世耳熟能详的名臣才士，但凡所策问论述也都可圈可点，并非一味的歌颂，多有针砭时弊的文章涌现。
有一些文辞论证过于尖锐，看得李潼都颇觉臊热。他于此世兴治，虽然占了几分先知的便宜，但也知过往十年诸多大事兴作，即便勉强顾得大体，小处难免会有失察。
诸科举选人们文章笔力或是不如在朝臣员老练纯熟，但因其身份特殊、介于官民之间，各类观点也颇有可作借鉴自警之处。一些官方立场难作审察的地方弊病，也从这些来自州县的选人们文章中体现出来。
除了与民休息的基调确定之外，一些遗留的人事问题也已经到了该作了结的时刻。
李潼并不知李隆基对于自己“篱墙筑定、打扫厅堂”的计划预判，但这段时间里除了正常的军政事务处理之外，他对于长安的一些人事隐患也的确颇有用心。即便听到这些言语，也不会因知己难寻而有什么怜悯。
发生在长安的一些骚乱，在四月初消息传递到了东都，首先抵达的是内卫眼线的奏报。
内卫眼线奏报的情况不独只有那一篇《鸠鸟赋》妖文，凡所相关人事线索都有述及，足足几大卷的书文内容。
“看来是只有这么多了。人事潦草，不当大事……”
在将这些奏报翻阅一遍后，李潼略作叹息，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心情既有几分欣慰，又略感意犹未尽。
后世对于武周代唐、特别是对武则天这个人，评价褒贬不一，但无论有着怎样的看法与评价，大多都是立足于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进行评说，而对当时此世产生的影响，则就有些不够尽实。
抛开感情因素的影响，李潼对他奶奶执政以来还算比较认可，对世族的制裁压制、对人才的选拔与寒门的启用，还有就是在内政方面的建设。
上层政治态势混乱不堪、对外战争的一塌糊涂，这都是客观存在、无从洗地。但是对开元政治人才的发掘与储备，以及民生政治提供的基础，也的确是增益明显。
起码就李潼而言，如果不是他奶奶长期持续的对关陇世族的压制削弱，他也难能获取这么大的施政空间，可能到现在还要沉浸在彼此倾轧的政斗中，甚至于无望大位。从这一点而言，他的开元政治与他奶奶的统治的确是一脉相承。
但是最为一个当世之人，从皇权的角度出发，武周代唐的影响的确是深刻且恶劣。哪怕此世有李潼插队上位，避免了他三叔、四叔时期局势混乱、政变频频的弯路，但情势之中的隐患始终存在着。
尽管开元君臣励精图治、内外用功，但也只能通过大局的稳定去抵消隐患的危害，却做不到完全的杜绝。
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武则天以女主当国给这中古政治生态以及时流人心价值观等等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皇权的体面与威严在这一场漫长的政治当中，可以说是被破坏的千疮百孔。
在这中古世代里，女主当国终究不是政治常态，这都可以实现，还有什么不可能？
这就好比在一个民风淳朴的时代中，人人安守本分、努力工作，并认为可以凭此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结果却突然出现一个投机取巧、用非常规的手段聚敛到大笔财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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