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6月底，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一半，在过去的半年中，汉国政府除了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外，在直接涉及到国家总体实力的工业体系建设方面，也一直保持着极大的重视。
截止1889年上半年，本土官办工厂企业400家，民营私人企业2700余家，10人以上工厂企业一共3200多家，使用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企业2100余家，工人总数60万、产业工人34万。
同一时期，日本十人以上工厂将近3000家，使用蒸汽动力670家，工人总数38万，产业工人17万。
大陆地区官办工业企业24家。私营工业企业100多家。近代产业工（不包括矿工）人约8万，其中上海3.6万人。约占产业工人总人数的一半。
总观三方工业发展，汉国、日本、清廷三方人口分别为1800万（1889年6月底数据）、4000万、3.7亿。
工业起步时间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
而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变迁后，三方工业发展的成果却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先说日本一方，日本国内土地贫瘠、资源稀缺，虽然利用剥削本国廉价劳动力生产了一批初级工业商品，但是那些初级工业商品因为质量和机械成本原因，在与西方列强的贸易竞争中，完全处于不利地位。
初级工业产品获得不了期望的利润，同时又缺乏海外殖民地作为替代市场，为了持续本国的工业化进展，日本选择增加各项增加各项赋税、发展纺布、染织等轻工业的方式，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起步资本。（1895年之前，日本工业发展一直处于低水平、低规模状态，1895年之后，日本不仅获得了清廷赔偿的白银，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大陆广袤的市场，和赔偿的白银相比，大陆地区为日本初级工业产品提供了广袤的工业市场，其价值比赔偿的白银对日本的发展，要高得多。）
其次，清廷方面，清廷政府为了增加自身实力、维持封建统治，同意部分省份兴办洋务、发展工业，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国营企业皆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但是，不同于汉国政府管辖的国营企业，大陆地区的国营企业不仅数量稀少，而且管理体制僵化、管理人员贪污腐败现象比之政府部门更有过之。
拿江南制造总局举例，主导企业管理的官员对近代工业技术一无所知，对企业发展丝毫不放在心上，只是把名下国营企业当做敛财的工具，根据汉国本土获得的情报显示，从1665年成立至1889年上半年总共二十余年时间内，江南制造总局的臃官数量由40余人增加至200余人，数量增长了五倍。
而且除去企业管理僵化、官员贪污腐败横行等因素外，工业发展体系不完备和清廷保守派官员的阻挠，也是导致大陆地区工业化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
1889年上半年，大陆地区外购的工业原材料价格同比二十年前上涨百分之五十。（其中有官员腐败、勾结外商的原因。），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国营企业因为工业原料上涨过快、西方国家商品竞争等原因，连续亏损，许多产业工人被企业官员开除，工厂效益连续下滑，而于此同时，清廷政府包括所谓洋务派官员对民间工业企业的限制，导致大陆地区各项工业行业皆被西方商人垄断，即便有少数一部分商人冒着风险，以外商的名义创立工业企业，也因为遭受清廷政府、外商、买办商人等三方势力的联合打压，难以发展壮大为全国性企业。
和大陆、日本相比，汉国人口最少，建国时间最短。但是同样也是因为建国时间最短，本土国民皆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等原因，汉国政府得以在没有任何久利益阶层的阻挠下，从一张白纸开始，规划本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建国初期，以农业、畜牧业为立国产业，利用本土广袤的拉普拉塔平原，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然后用农业、畜牧业发展获取的资金，投入到钢铁、新兴化学产业中，反哺本土工业发展。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汉国化工产业成长为新型技术产业，各种由本土研发、生产的优势化工产品，因为其不可替代性和质量、性能优越性，快速成为本土的又一项支柱型创收产业，被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为本土政府带来了不菲的财政收入。
畜牧业、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新型化工产业四项优势产业为本土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政资金，然后本土政府再宏观规划的基础上，根本紧要程度不同，将这些资金投入到不同工业行业中。
四项优势产业反哺重工业，而像钢铁联合集团、江南纺织厂、汉国矿业公司、皇家造船厂、新京造船厂、长安机器局等高技术重工产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为本土民间工业企业输送着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
汉国钢铁联合集团、新京造船厂、兴和造船厂、皇家造船厂四家大型国营企业是汉国产业工人的最初培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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