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朝的民族政策被之后的皇帝所承袭，虽然成效显著，但也受到了部分后世史学家的强烈抨击，认为建文帝是个血腥、野蛮的大汉主义者，其一生的功绩都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民族的掠夺和压榨上的，当然这并不是主流思想。但是不可否认，在当时，少数民族确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建文朝，少数民族除非拥有身份牌，否则不是被抓去充军，就是被抓去服苦役。而在边疆地方官员的考评中，归化的少数民族数量却是很重要的考量，所以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他们最希望的是归化，而不是将之充军或服苦役，这很自然和驻军、工部官员产生了冲突，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考评。为了拉拢少数民族和增加归化数量，地方官员往往放低标准，或者临时找人作保，发放身份牌，因此自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即作保专业户和纳妾专业户，专门做一些曲线发放身份牌的事情，地方官对此心知肚明，却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当时，这是上下皆知的秘密。
所以在边军中，士兵纳妾是常事，更不用说军官了，最后无论军官、士兵都拥有大量土地，而且这些土地和卫所土地不同，是完全按照民户的标准纳税的，这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种生财之道。最后朝廷不得不按级别规定纳妾的上限，则才暂时制止住了这一股纳妾风潮。
这些事情上报给朱允炆之后，朱允炆除了苦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外，没有什么好办法，他只强调两条，一是不能让少数民族集中授田，要将他们分散；二是只要拥有身份牌，则全部是大明百姓，不许有任何歧视。
作为大明百姓确实有许多优惠，比如进入朝鲜就可以受到领事馆的保护，不受朝鲜法律的约束，在这种政策下，能安分守己的人并不多，所以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新的纠纷，让乐浪府和朝鲜的关系变得紧张，最后有许多朝鲜的女真人也被引诱跑到乐浪府来，李芳远考虑再三，不得不在朝鲜也实行身份牌制，凡是朝鲜人不得离开朝鲜国境，并要求乐浪府不得接纳有身份牌的朝鲜人，这才略微遏制住了移民的浪潮。
近在咫尺的海军、卧榻之侧的骑兵以及难以遏制的移民潮和朝野上下的愤慨情绪，让少有大志的李芳远无法容忍，他决定开始反击，开始更大力度的支持图们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反明，他的水师从朝鲜北部出发，为他们送去粮草、兵器和军事指挥人员；同时他开始联络倭国，让他们从海上对大明进行骚扰；还联系蒙古，让他们越过大兴安岭，对女真人进行支援。这样，在大明的东部、东北部、北部逐渐形成了一张网，对大明的北部边疆、东南海疆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可惜，大部分朝廷官员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在他们看来，乐浪府的设立纯属年轻皇帝精力过剩的结果。加上皇帝公开声称欣赏汉武帝，这让百官很担心，所以百官们决定给皇帝找些事情来做，分散一下皇帝的注意力。
这种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它直接导致了朱允炆放弃了三年征服朝鲜的计划，选择了步步蚕食。
首先，朱允炆在乾清宫与诸王的谈话内容被传了出去，而且传的有鼻子有眼，说皇帝不准备供养藩王了，要让藩王分封海外，自谋生路了。这让朱允炆非常恼火，也非常狼狈，因为藩属国如安南、倭国甚至朝鲜都纷纷来使询问传言是否属实；云南的陇川、缅甸、木邦等宣慰司也来打听朝廷是否有改土归流的计划，甚至大明的商人到南洋行商都引起了当地官府的监视。鉴于这种情况，朱允炆不得不公开辟谣，此事绝对是无中生有，是谣言，请藩属国、宣慰司放心；朝廷的礼部、鸿胪寺也是颇有怨言，他们要不停的接待各方的使者，最后说一些自己也不确定的话。
通过这件事情，朱允炆明白了“成大事者不谋与众”的道理，这些藩王的素质良莠不齐，让他们知道太多，一点好处都没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下令调查司调查到底是谁将这些信息透露出去的，可调查司查了半年，抓了无数人，却没有任何结果。
但是藩王分封海外是势在必行的，否则就只能调低藩王俸禄，或者采取降爵袭封，调低藩王俸禄是不现实的，亲王俸禄一万石，看着不少，但折合成银两只有一万两，所以藩王必然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和官员俸禄少贪污是一个道理；至于降爵袭封，恐怕就得打一场全国大战了，虽然这些藩王不堪一击，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些藩王对国家的稳定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其次，最近纷纷有人上书藩王谋反，如山东布政使铁铉告发齐王谋反；西平侯沐晟告发岷王有不轨之事；负责主管交通银行及科学院的户部侍郎谭波告发湘王伪造交通银行银票，谋取暴利；还有台湾知府黄福告发代王在台湾贪虐无状，滥用民力，导致卫所士兵和归附山民死伤无数；还有告谷王不法的；告楚王兵精粮足，有可能谋反的；连西安的秦王和山西的晋王都不能幸免。至于占用民田，私蓄战马，体罚官吏等等之事，更是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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