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太行山的也显得越来越凉，清晨的露珠在第一缕阳光下，散发着淡淡的光晕。
柿子树上挂的果子，也从青涩，渐渐地根蒂处出现了一点暗黄色，满满的整个果子都变成了金黄色，山林在晨露包裹下，阳光透过薄雾，散着一层层霞光。
曾一阳早早的起来，准备迎接彭总一行的到来。
时间是磨灭一切伤痕的魔石，是个十年之后，苏联又一次和民国走到了一起。
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缔约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国家集团对于彼此作任何侵略”。舆论方面，苏联的报纸，往日称蒋介石政府为南京政府，以后则改称为中国政府，并时常报道一些民主活动和有进步意义的政策。
在此之间，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一直被苏联人成为南京政府，而不代表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地方势力。
共同的利益，让两个并不协调的巨人占到了一起。
这背后的利益，日本人当然知道。关东军的不断扩张，让苏联人感觉到了东方的压力。
七七事变后，苏联在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孙科等人商议，并获得了初步的协议。之后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新条约，更是将中国放到了与苏联对等的地位。
这让很多人都看到了希望，以为中苏联盟成立。
随后，首批5000万美元的低息军援，让蒋介石对失去了最大的军事外援德国后，出现的短暂惊慌，渐渐的有了底气。
在和苏联的谈判中，中国代表的意图很明确，就是缺乏军事重工业的中国，需要苏联源源不断的从中苏边境运送武器。
而相应的回报就是，中国政府军队，在远东战场拖住更多的日军，让苏联有抽身事外的可能。
早在20年代，苏德进入蜜月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予余力的，当时德国希望用苏联的政治影响力，在欧洲能够抵御英法对德国的战斗压制。
事实上，这种政治策略并没有获得英法的认同。
希特勒上台后，他的反苏倾向显露无疑，通过国会纵火案等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嫁祸给当时还很弱小的德国GC党，让斯大林越来越担心欧洲战场爆发一场两个传统陆军强国之间的战争。
1936年，德意秘密签订了《德意议定书》，商定加强在对外侵略过程中的合作，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1936年11月，德日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这一协定，德、意、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
种种迹象表明，德国在战略上获得更有利的局势。
尤其英法的妥协下，普鲁士和奥地利统一，成立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军事强国。
德日两国如果同时进攻苏联，那么其结果很有可能在苏联在欧洲的国土成为德国的领地，连亚洲的国土都无法保存。
最后，要么苏联在中亚苟延残喘，要么干脆亡国。
这种局势下，斯大林不得不用军援的方式，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这背后的意义显然要比援助的本身更加复杂。
成立两个多月的一战区和二战区都没有设立苏联军事协调小组的意思，但前期的一个调查小组已经进入了中国。
带领这支苏联军事小组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出于国际事务上的考虑，这位才晋升上校不久的学院派军事专家，又一次获得晋升，军衔少将。
他的目的地将是中国的华东战场，和重兵集结的华北。
和曾一阳一样，彭总对苏联军事专家的影像不是太好。因为共产国际在很多事件上的偏袒，让不少人蒙冤，更气人的是共产国际的霸王条约，更是让很多其他国家的党内高级领导人，甚至是一国的党的领袖，都是敢怒不敢言。
彭总提出要和40军商量苏联军事专家的接待问题，曾一阳并没有拒绝，虽然他知道来的这个人很牛，即便现在他还没有牛起来，但已经出现在了斯大林的眼中，成为其很看重的年轻将领。
他的发迹在于他是第一批苏联装甲兵作战部队的指挥官，对于苏联的机械化军队的改革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崔可夫，即便不知道二战历史的人，也会多少听说过这个名字。
事实上，曾一阳和崔可夫还有师兄弟的情谊。两人都曾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生，崔可夫比曾一阳大一届，两人也见过几次面。不过两人的学习方向显然有些不同，崔可夫是东方国际军事事务专业，而曾一阳是多兵种协同作战专业。
说不上熟悉，但也是见面能认出对方的那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苏联派出的军事专家进入广州政府，为国民党北伐和建立黄埔军校出谋划策，当时才二十多岁的崔可夫在中国就生活了两年。
足迹遍布中国的西南，东南等六七个省份，是苏联的东方事务专家。
当然，崔可夫如果只是这么一些本事的话，根本就不会进入斯大林的视线。作为苏联五大元帅之一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加仑）的弟子，反而在国内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别人不知道，崔可夫可是清楚，加仑失踪了，这位红军时期的传奇将领，远东防御体系的创建者，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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