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一阳几乎夸张的说法，吉鸿昌只好笑笑，他并不在意。
吉鸿昌对曾一阳能够为他出迎十几里，非常感激，他还是一本正经的对曾一阳说：“我还很年轻，我的革命道路才刚刚开始，虽然和您比起来岁数大了一点。不过我们的愿望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你我毕生的最大光荣。”
一席话非常普通的实在话，说出了一个革命军人的心声，在听的各位都肃然起敬。
不过对方显然更关心察哈尔方面的战局，对于重兵把守的北平段燕山长城，不但在第八师团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很多部队连防线都没到，就又被调到其他地方，指挥系统混乱。
尤其是，老西北军，中央军，东北军之间缺乏协同作战，形成了各自为战，不断补窟窿的战法。不但对军队士气很受影响，而且在进攻方面，也由于高层一味的防守，日军却毫无顾忌的猛攻，才让战局糜烂。
南天门一战，更是将何应钦的保守战法显露无疑。相继补充中央军17军的第二、第二十五师，都因为兵力不足，武器落后等因素，被日军击溃。几经胶着，最后还是被日军攻破南天门，平津门户由此而向日军敞开。
带着此种焦虑，吉鸿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对于老长官冯玉祥要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打算，他是极其拥护的，不过正好刘先河也赶到了天津，才让他答应先看看红军的部署，然后建军抗击日军。
相对于曾一阳和宣陕父的健谈，吉鸿昌更显得沉默一些，这也是和他一步步，从小做起的习惯和经历有关。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当吉鸿昌听说曾一阳率领6000红军，一举消灭了盘踞在多伦的日军一个大队时，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
“一阳，你说说日军为什么能凭借数万兵力，就将我三十万大军玩弄于鼓掌之间。实乃我军不争，还是日军比我军战力要强，更是其他原因？”一路上，吉鸿昌想了很多。
首先，他对于战役打到这个份上，感到莫名的生气。
除了原西北军29军，在喜峰口，罗文裕一战，打了我军的军威之外。其他地方处处被动防御，虽然将士用命，但伤亡惨重，却毫无建树。
曾一阳想了想，这一点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根子不是军人军队的问题，而是出在上面。但是怎么说，难道就说，国人都瞎了眼了，拥戴了一个窝囊政府，就知道窝里斗，对外就熊包的操蛋政府？
“29军在喜峰口一战，将我军之勇气一下子就打出来了，可惜随后，接到的不是进攻的命令，而是固守的命令，贻误了战机。相对于29军全体官兵，一致要求进攻，而不是相对保守的防御。但是当时的何应钦不是连下数道命令，让其按兵不动，才让日军完成了兵力的重新部署，被迫撤出长城防线。这不是军队的问题，国人的血是热的，但是当权者的血是冷的。”曾一阳说出了他心中的不满。
“国家积弱百年，上位者不思进取，一与列强相争，先把自己的胆子吓破了，这仗确实不好打。”吉鸿昌感慨着说，在他看来，日军的嚣张是南京政府惯出来的。
其实，确实是这样，只要日本人不动南京政府的根基，也就是江浙沪三地，其他一切都好谈。这也和蒋介石一心先要统一国内政局，不但向军阀用兵，而且几处党的根据地更是他心中的大患，欲去之而后快。
这也就是即便中央军在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包括孤军奋战三个月的19路军三万多将士，也包括后续投入战斗的第五军第87师、88师，但最后，还是让出了包括虹口等地，允许日军驻兵。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蒋介石的种种忍让，给了日本人一个很好的信息。
那就是，即便战场上不顺利，他们也能在谈判桌上获得胜利。
一路上，几个人侃侃而谈，谈国家的未来，谈抗战的形式。虽然，曾一阳的岁数是最小的，但是有了历史事实的认识，他不过是一个求证的过程。
多年的国外生活，让他在看国际形势上，更是犀利。
边走边谈，等到傍晚，曾一阳等人才回到了多伦。让他们诧异的是，黄苏却在临时指挥部的门口，急的是团团转，看到曾一阳他们回来，来不及打招呼，就急忙将一份电报交到了曾一阳手里。
在几人关切的目光下，反正都是自己的同志，曾一阳也不矫情，大大方方的将电报读了出来：“骑兵支队已经发现日军第三旅团踪迹，正在向预定计划部署。”
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说出了一个重要信息，日军的第三骑兵旅团已经离多伦不远，最多也不过是三天的路途。
正让所有人都关切的想知道，曾一阳原来下达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
曾一阳发现所有人都齐刷刷的看着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对方是想曾一阳的战役动机是什么。
“其实，在我军出兵之初，我们的目标就是消灭日军一个旅团的兵力，迫使关东军由于兵力不足，而退兵。”曾一阳笑着说，对于这个想法来说，很多抗战先遣纵队的指挥官都知道，包括刘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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