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又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
王莽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讨伐匈奴和其他异族,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又使得中原缺乏足够兵力去平定内乱。
王莽兴师动众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因为王莽诸项改革都很不当,触犯了上至世家豪强下至寒庶百姓的利益,当时的农民大起义,实际上是全民大起义,墙倒众人推,新朝只建立了十五年,就结束了。
平心而论,王莽这些改革,出发点大多都是好的,若是稍加修改,都可以是善政。
王莽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就是强行的抑制土地兼并,跟后世的某主义何其相似,若缓行慎行,也算是良策。
王莽提出了“五均官”主管评定物价、调节市场、办理赊贷、征收税款等事宜,实行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等专卖制度,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跟后世的国有经济何其相似;若是王莽先整顿吏治,遏制官员贪腐,然后行国家垄断,就能扶持起强大的国家资本来对抗地方世家豪强,然后缓缓剪除地方世家豪强,新朝便可安然无恙,可惜了。
王莽规定,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这种平抑物价的政策乃是大善。
王莽规定,对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王莽在其税制改革中,除了扩大工商业税范围征收懒惰捐外,还提出“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的征税原则,王莽这些税收政策实为近代所得税之先驱。
王莽还规定,对于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劳役,劳役期间,政府供给衣食,这是在强制提高就业率。
王莽相当关注民生,他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及到达之后所需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五个里共两百个廉租房住宅小区,供贫民居住,权势开始向民生倾斜。
从以上的各种政策,完全看得出,王莽在新朝的改革类如后世的社会主义,太过超越时代了。
王莽最超前的就是币制改革了,虽然因为混乱而导致统治覆灭,但王莽在世界铸币史上开创了主、辅币相结合的“宝货制”,对后世的币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莽用一些做工精美但不足值的货币代替以前的金块银块,简直就是近代币制改革的翻版。
说到这里,董昭叹息道:“凭心而论,除变更币制外,王莽所做的各项革新都可谓切中时弊,可惜操之过急,又运气不好,前汉到新莽时人口最多,又连年灾荒,那些世家豪强跟在赤眉绿林后面,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王莽的统治。希望主公做出诸项革新时务必权衡清楚,莫要重复王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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