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高产水稻出现之后，这里面蕴含的巨大利润让新型商业权贵激动不已，他们迫切需要获得大量土地，成为新的农场主，来生产这种注定会改变世界的高产水稻。
换言之，新型权贵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高产水稻无偿推广，他们只打算自己拿来种，自己来赚钱，同样的，李永吉搞的那个牲畜养殖优惠政策，特别是那些新品种，比如大白猪，比如高产蛋鸡等，他们也打算完全自己盘下来，不给别人玩。
这样一来，这些人就迫切需要土地，可土地大都掌握在旧有的大地主手中，怎么办？
好办啊，就一个字，抢！
以李永昌为代表的这批新兴资产阶级大都来自底层，不会讲什么素质，讲求吝啬是本性，追求实力是本质，在他们看来，自己明明手里有刀，还跟那群反对自己的人玩赎买，那真的太傻了，再说他们也看不上自己，不一定会卖土地。
就这样，为了土地，为了利益，以李正祥李永昌为首的新权力代表，就制定了一个打击反动派的计划。
这个计划表面上是打着整顿地方治安，镇压阴谋造反的反动份子，肃清满清余孽等名目，针对的对象也是各地的土豪劣绅，但实际上就是为了抢钱抢地皮。
不过，此时的地主，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罪大恶极，实际上很多地主在当地名声不错，可这些名声不错的人又往往占据了大量土地跟财富，说造反很难让人信服，那怎么办？只能给安一个反动罪了。
反动罪这个词，就跟后世的流氓罪差不多，是个十分宽泛的新罪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造反行为，但只要是认定你反对新政府，反对精武军，心向满清朝廷，那就是反动派，那就是犯了反动罪。
在打击反动派的计划当中，由于执行的地方官多是各地旧官府的衙役胥吏转变而成，对当地大户的情况比较清楚，李永昌又是有心算无心，提前得到了各地驻军的支持，并利用无线电通信提前制定好了统一的抓捕计划，是同时发动，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所以效果斐然。
实际执行过程中，都是由各地的新任地方官带着警察部队以及当地驻军，按照名单挨个上门抓捕。抓捕的时候，通常是先宣读一下你的罪名，然后就强行抓人带走。
这个抓人，可不是只抓首犯，而是全家一起抓，也就是说除了奴仆外，只要是跟你有亲属关系的，全部抓起来，如有反抗，当场打死。
不要小看这些由胥吏转变而来的地方官，他们一旦翻身做主，胃口之大，手段之凶简直令人发指，因为他们不但抓人，还亲自审问拷打，务必要把对方藏起来的所有财富都拷问出来为止。
抓到的人，通常男的会送去劳改，也就是当劳工，一直做到死为止，女的通常是送去当娼妓或者女工，总之下场没有一个好的。
仅仅不到一周，江南各地就抓获了五万多人的反动派以及反动派家属，至于炒家充公的财产，具体的数目还没算出来，但仅仅是初步统计，只银两就有一千多万两，粮食过五百万石，充公的土地则超过三万顷，各式珠宝难以计数。
这个结果让李永吉自己都有些咋舌，他忽然想，另外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太平军打下苏南后，似乎也没这么多财富吧，如果有，还能那么快败亡？不过转念一想，太平军打过来的时候，这些人要么跑掉，要么把财富隐藏起来，不像自己，是各地突然同时发动，效果自然不同。
然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凶狠的抄家灭门行为，居然得到了百姓的一致称赞，如果是在当地很有恶名的土豪劣绅也就罢了，可据李永吉所知，明明很多被抄家的人家在当地很有善名，可这次倒霉后，居然很多当地百姓也拍手称快，这就让人诧异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不过是国人典型的看热闹心理，仇富心理，或者说是落井下石心理。
过去你有钱有势，又身居高位，我拿你没办法，只能讨好你，顺从你，所以你一旦做点好事善事，我们就歌功颂德，到处传扬。可是，一旦你倒台了，那大家立刻就是群起攻之，以前你做的善事也成了伪善，并在痛骂的过程中得到了心灵上的最大纾解。
或许，正因为李永昌等人熟悉国人的这种心理，所以他们才敢发动如此明目张胆的打击反动派的行动，而结果呢，不但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跟土地，还收获了众多的民心！
可以这么说，打击反动派的行为一出，江南各地的民间都是欢腾不已，叫好声不绝于耳，对江南新政府的向心力也越来越强，效果之好难以想象，甚至比李永吉之前给大家免税的效力还要好。
“你感叹个毛啊。”听到李永吉的诉说，张信达却一脸的无所谓，“现代社会都免不了这种情况，何况是十九世纪的清朝？对广大老百姓来说，很多时候不想知道真相如何，只想看自己想看的真相。
或者说，自己过得不好没关系，看到原先比自己过得好的人忽然过的比自己还不好，那就是高兴，那就是开心，而造成这一切的人呢，那就得拥护，那就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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