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俩又要争起来，郭康赶紧插话。
“这件事，主要还是古人地理知识不够完善的原因。”他提醒道：“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距离的感性理解，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比如，看过汉书的人，应该都知道李广利征大宛的事情。大宛就在现在的费尔干纳，而它的都城贵山城，到长安和到我们大都，直线距离是差不多的。”
“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是向东方进发最远的人。但他经过的，基本都是富庶的波斯腹地，还有波斯人历代维持的大道可以使用。而从出了玉门关之后，到大宛之前，一路上除了荒地，就只有一些态度暧昧的城邦了。考虑路途上的环境差异，亚历山大的难度其实小了很多。”
“但实际上，单次行军就超过亚历山大一生的李广利，在那个时代只能算个二流将领。除了这一次，也就没有多少说得上的事迹了。”
“所以你看，大家对于距离的理解，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塞里斯人认为是‘邻邦’间的战争，在这边，已经远得要到世界尽头了。”
“而且，这种事情也远不止一次。汉、唐、辽、元、明，都能发起跨越大漠的远征，动辄追击数千里。”
“除了少数例外，这就是个普遍现象。连治理混乱、持续时间不长的元朝，都能向北过鄂尔浑河，登狼居胥山；向西攻入中亚，兵锋直抵怛罗斯河谷，在漠北和西域来回与蒙古叛王交战。所以，这其实不是什么罕有的事情，而是一种常态。”
听到他这么解释，朱文奎和小让娜都点了点头。
郭康也松了口气。
这个世界的地图，还比较简陋，想查询具体的距离，除非有大家很熟悉的过往案例，否则确实是件颇为困难的事情。
当然，哪怕在有地图的时代，很多印象其实也偏的厉害……
比如大家都知道，莫斯科相对欧洲，是位置很偏远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从后世柏林的国会大厦出发，要走将近1800公里，才能走到莫斯科红场。很多欧洲人花费了一生，都没能走到地方。
相应地，如果从长安城出发，走1800公里，其实还没出玉门关呢。
所以，这种事情，也就没法强求了。
“这么一看，中原核心区离世界其他地方，真的很遥远。”朱文奎也感慨道：“要不是现在海路发达了很多，恐怕真的很难有什么往来。”
“与其说遥远，不如说离得近的都没了。”郭康想了想，换了个说法：“可以叫做‘文明十字路口’的地方其实很多，河南不也是这种十字路口么。”
“但要是把几条街的邻居全都砍死了，然后宣称自己是‘孤独的文明’、‘没有临近文明做交流对象’，那其他人只会觉得你这家伙太凶残了……”
他说中原文明其实是个集合体，也不是瞎吹。这地方在四五千年前，就是人类各种社会形态的大型试验场了。
简单来说，后世华夏人选择的那种世俗化父系氏族社会的形态，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在各地突然出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片大地上什么都有。
在前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世俗化的父系氏族、母系氏族、宗教主导的小家庭社会、宗教主导的氏族社会……一大堆不同的组织方式共同存在，而且频繁发生冲突乃至战争。
比如母系氏族，通过后世更深入的研究，已经可以确定，这种制度并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它和其他组织方式一样，是选项之一，和其他制度是并存的。
和传统印象不同，这也不是“母权社会”，而是“舅权社会”，或者说是舅甥继承制的社会。它也不是一些宣传中，那种女性主导的“和平温和”的世界。相反，母系氏族也相当凶悍，经常向外扩张——或者说，不凶悍的氏族，在那个时代的中原根本就过不下去。
现实中，有些氏族是从母系变为父系，不过同样也有先父系再母系的。另一些氏族，比如中原地区，则从来没有出现过母系氏族的迹象。他们那边的妇女地位和“母系遗风”估计也没什么关系，可能单纯就是战争打的太疯了，必须全员都组织起来，所以产生了这种现象。
而最后，重视现世、淡化宗教的父系氏族成为文明的绝对主流，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原因——打到最后，就剩他了。这种普遍实验、然后打出一个赢家的方式，此后似乎也成了固定的套路，直到近现代都能看到。
历代的文明，都是血海中杀出来的狠人，不到只剩一个是不会罢休的。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这么激烈的选择方式。不过这些话题，他暂时还没法给人做具体论证了。
古人其实也有“考古”。比如著名的竹书纪年，就是晋人意外地从战国古墓中得到，整理编订出来的。
中原历史太长，这种古人考古先人，后人再考古古人的事情，也不是个例。算上考证训诂，就更多了——为了考证《尚书》真伪，这帮人从汉朝争到清朝。等于为了一千年前的典籍，足足又吵了两千年。全世界也就这边能找到这种事情了……
郭康在这边，天天假借亚里士多德的名号，以此编造理由，就相对简单很多。因为绝大部分欧洲研究者，看到的都是至少三手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早就没法考证原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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