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么看来，确实有些很特殊的地方。”脱欢渐渐明白了她的意思：“这些情况，对于管理和征兵，也有影响吧。”
“是这样的。”伊莲娜夫人点了点头：“村社可以说影响了平民整体的性格。”
“村民往往极为保守。这种保守不止是那种对于风气和道德上的要求，而是反对一切变化。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意外都别发生，也什么都不要变化。一如自己父辈祖辈一样，乏味却安稳地渡过一辈子。”
“害怕变化，是因为变化都没什么好事吧？”郭康问。
“是的。”伊莲娜夫人说：“一般来说，外来的变化就只有两种。”
“比较多的一种，是领主寻思出的坏主意，只会一通瞎操作，让情况更糟糕，破坏原有的生产；”
“比较少的另一种，是领主寻思出来的好主意。它能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这样领主就可以更高效地来收税了。”
“所以，村民对这些新变化，都习惯性地持反对态度。其实也不怪他们保守，主要是过去吃的亏太多了。但凡贵族们稍微靠谱一点的地方，他们的态度其实也会软化很多的。”
“呃……”郭康一时无言以对。
“可能也是这些原因，村社整体上也非常排外。他们的庄园可以自给自足——或者说，不自给自足也不行。”伊莲娜夫人继续道：“因为大部分地区，村落、城市本来就很松散。交通又十分落后，而且也非常不安全，所以也只能这么生活。”
“那确实差别很大。”脱欢也点点头。
郭康也跟着表示赞同。
这一时期的塞里斯式乡村，乃至从秦汉开始的塞里斯式乡村，就从来不是自给自足的地方。
民间的贸易一直没有停过，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也并不局限在家庭内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众多家庭自发的联合一直很常见。大量的工具、器械、物资，也不是家庭能自己生产的，需要不断从专业工坊购入。
而现在这个时代，盘算下年份，黄道婆推广的棉花应该已经在江南传播开了。
历史上，明朝后期开始，江南的农业和棉纺织业就会互相促进、升级。而现在，没有了靖难的干扰，明朝的农业和手工业，估计会更快地进入一个在欧洲人看来堪称疯狂的时代。
塞里斯农民并不拒绝新技术，而是孜孜不倦地投入财力和精力，去采购更高效的工具，使用效率更高的工作方式。乡间的生产并没有出现“内卷”和停滞，反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严密，技术水平和效率也一直在提高。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从四到五个人养活一个脱离耕种的人口，发展到一到两人就能养活一个。而这些多出来的空余人口，大量从事手工业，才有了这个时代堪称恐怖的出口能力。
也是因为效率的提高，乡间的农妇才能不再参与口粮的种植，而是基本脱离田间劳动，从事对她们来说效率更高的纺织业：根据后世学者的计算，一个从事棉纺织的妇女，每个劳动日的平均收入，可以达到农夫日收入的80%；而如果从事农业，只能达到30%~60%。
所以，和普遍印象相反，“男耕女耕”才是塞里斯生产落后时期的常态，而“男耕女织”反而是技术发展之后，效率更高的选择。
产出的产品，也远不止“自给自足”，进入市场的比例一直不低，而且随着生产发展，还有日渐提高的趋势。
实际上，一直到清朝中后期，这种趋势都还在延续。清朝中页，江南各府县有至少300~570万名妇女从事纺织，每年产出棉布一亿匹，其中4000万匹输出了本地，进入长途贸易，乃至出口国外。
数据可能还不够好记，但一些戏剧性的结论，已经足以展示很多东西了。
比如，英国人在清末发动战争，目标是让清政府开放口岸，倾销商品，以此挽回巨大的贸易逆差。但口岸开放之后，逆差反而更大了。
江南和岭南地区，能种植棉花的地方有限，原料产量一直不足。战争之后，进口英国商品变得更方便，于是各地得以大量进口印度棉花，并且采购西洋机器。
这使得手工业的效率继续提高。1845年开始的十年间，清朝进口的英国棉布减少了30%。而更严重的是，大量的清朝棉布，涌入了更近的英属印度殖民地，导致孟买周围的棉纺织业雪上加霜，最终几乎完全崩溃。
1856年，英国议会统计经济数据，发现从1850年开始，对清朝的逆差已经翻了一番——这一仗不但白打，反而让情况更严重了。
议员老爷们的智慧，似乎理解不了这种情况，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能强行归结为“通商口岸开的还不够，还得再开放”，为此启动了第二次战争。
所以，后世界定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之类的定义，与其说是描述塞里斯乡村，不如说是拿欧洲乡村的情况硬套——在塞里斯，这几个概念就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属于互相之间就没法共同存在的词。
这么一想，很多事情也就能说得通了。
“对了，我听说罗斯村社里，有推崇苦难的传统，是这样么？”郭康正好想起个一直好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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