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两边对此的态度，倒是差别很大。土耳其人明显不太想承认这个结果，但不少埃及人却发生了动摇。
原因也不难理解：土耳其人不太想改变自己的认同；但埃及人总觉得教友们就会坑害自己，对于“阿拉伯民族”的认同产生了不少抵触情绪，证据一来，自然也就乐意接受了。
虽然都号称是基于血缘的族群，但这种认同很显然并不总是基于血缘。或者说，大家只是灵活地采用血缘作为证据。认清了这点，也就能理解埃及人的想法了。
而这个还没有分子生物学的时代，普通埃及人怎么辨析自己的血统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根本不需要。
上层阿拉伯人，把这里所有从事耕种的人，统称为“费拉”。
血统和文化的区分，在这里远没有后人想的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尼罗河水流淌了数千年，这里的人也耕种了数千年。长久的历史中，有些人波斯化了，产生了“奈鲁兹节”；有些人希腊化了，走进了亚历山大里亚；有些人罗马化了，制作出了穿着军团士兵铠甲的阿努比斯雕像；还有些人阿拉伯化了，开始使用阿拉伯人的语言。
但这里来来去去的统治者，恐怕并不怎么关心这些“细碎琐事”。因为不管用什么文化，费拉依然是费拉，基本不会被允许参加军队，更不可能进入高层。
他们只需要承担赋税和劳役，像尼罗河边的芦苇原上，那些一年一枯荣的苇草。无论死去多少，都会重新长出来。
说白了，谁会关心芦苇的血统、文化和自我认知呢？
所以，当年的埃及人，对于政权更迭、宗教替换的冷感和麻木，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更悲惨的是，埃及人的战斗力，确实和别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一样的糟糕。
汉朝的农夫，一样以“韭菜”和“鸡”自嘲。但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这些人真的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既不怎么“韭菜”，也不“鸡”，反而一不留神就会给肉食者一个大“惊喜”。而纵观埃及历史，这些埃及人是真的从来没做到过。
其他的事情还好说，总是打不过人家，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到最后，欧洲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一套理论，认为埃及的状况，就是文明发展的终点。所有文明都会由生机勃勃的时代走向兴盛，再丧失生命力，走向衰落和平庸。这种死水一般的沉寂状态，就以埃及人为典型代表。
这个理论本身，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它也是典型的“夏虫不可语冰”的产物。研究者可能没见过衰落和兴盛周期更替的现象，所以想当然地把这种“一次性”文明当成了常态。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塞里斯人自己，一直把“周期律”当做一个诅咒似的规则，总想从里头跳出来，但对绝大多数文明来说，这东西应该叫祝福才对。
——没有几个文明能幸运到居然还有多个周期。就算比较强大的，往往也就是撑两个汇合就走向覆灭。而绝大多数，连“兴盛期”都不存在，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从他们的角度看，塞里斯人抱怨和担忧周期律，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行为……
而埃及人，他们已经惨到从名词变成形容词了。
在塞里斯，这种情况说实话很少见，郭康想了半天，感觉可能也就大宋有这个潜力。他们形容希腊、安达卢西亚之类的国家，会委婉地说对方“有类大宋”。或许，“很宋”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形容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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