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两天，宋铮与礼部官员一起，同唐正肃、薛启孟展开会谈。不出宋铮所料，其他事情都很顺利，惟有榷场的事儿，让唐正肃感到十分为难。
这事儿说起来挺操蛋的。当初宋铮到蜀国去的时候，为了拉拢住蜀国不要支持西夏，大齐开了一系列条件，包括双方设立榷场，但并没有明确说明榷场的位置。也许在大齐看来，蜀国与西夏、大金一样，都属于“番邦”，榷场的位置相当然地要设在对方国家。
其实椎场设在哪里，没有什么讲究。历史上，宋朝在自己境内设有榷场，而辽、西夏也曾在自己的边境设榷场。但到了大齐这里，由于与周边国家严重对立，所以对周边国家的封锁也很严密，边境驻军众多，并设立严格的出口关卡，几乎贸易都由官府包办。
这样做自然使得临国之间的民间贸易杜绝。实际上，这种杜绝很不彻底，巨大的利润诱惑，使得许多边军参与到走私中。在逄桧裁汰冗军前，军中经费不足，士兵经常发半饷，欠饷的也很常见，由此导致军中高层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鼓励或者操纵走私，以弥补军费的不足。
前朝大宋孱弱，很多榷场的开办往往是战争媾和的结果。到了大齐这里，对外十分强硬，仿佛谁要提议开办榷场，谁就是卖国一般。士风如此，有时连黄元度、逄桧这样的巨擘也不敢逆势而行。
其实，在宋铮看来，那些主张闭锁的大齐官员纯粹是傻帽。姑且不说加强两国贸易于民有利，但从经济利益上来讲，开办榷场对物产丰富的大齐来说绝对有利。巨大的贸易顺差，会让临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大齐。
后世列强打开中国时，从南京条约到烟台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每一次不平等条约伴随的，都是开放沿海、沿长江的通商口岸。为何列强要逼着中国做买卖？自然是方便它们倾销商品，掠走中国的大量白银。
回头再说大齐，多开办几个榷场，也利于大齐的东西向外倾销。作为活了两辈子的人，宋铮对此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在考状元时提到“货币战争”之类的。
对于这一点，黄元度很清楚，但他也不能公然地按照宋铮所说行事。事实上，宋铮能考中状元，纯属幸运。若不是当时的环境特殊，换个时期，宋铮连前十名也进不去。
大齐风气如此，宋铮也难以奈何，只好暗地里对唐正肃和薛启孟报以歉意。唐、薛二人虽然很理解宋铮，但在国事上也由不得二人胡乱作主，毕竟，国与国之间往往是争一个脸面。
商谈了两天，这件事儿终于有了结果。大齐和西蜀两国都不开办榷场，但允许汇通商贸行代理齐蜀之间的贸易：在蜀国奉节设立汇通商贸行分号，所有出口到蜀国的货物，都由汇通商贸行运到蜀国，而蜀国出口大齐的货物，也由汇通商贸行采买回来，再秭归的汇通商贸行分号朝廷分销。
这事儿更加不可思议。汇通商贸行有在大齐境内开办分号的权利，而蜀国郎正淳那边也愿意和汇通商贸行合作，于是便形成了这么一个怪胎。
本来是官府，具体的来说是户部专营的东西，变成了汇通商贸行专营，说起来是挖朝廷的墙角，但商贸行有皇帝的股份，谁又敢说商贸行卖国呢？难不成是皇帝把自己的天下卖给蜀国？
六月初三，礼部将双方会谈的结果上奏逄瑛，逄瑛很快转给太后黄娇。黄娇对其中一些措辞不满，又发回礼部，宋铮不得不再次与唐正肃商谈。
如是三次，直到六月中旬，才把最终文本定下来。经逄瑛与黄娇同时用印后，形成国书，两国的邦交大事算是有了结果。
期间，最牵扯宋铮精力的，不是国书的措辞，而是另外一件事：逄通一书要求尽暂蒋魁家眷。
事情回到六月初五那天上午，正逢大朝。前面一个多时辰，还算平稳，临到下朝时，国公逄通突然站出来上书：“……蒋魁者，逆贼也。其以原皇城司副都统之位叛逃蜀地，其罪即当以族诛。且传言，十年前蜀关兵败，情报泄密者即为蒋魁。若此事为真，则蒋魁百死莫赎也。然近日臣闻，蒋家罪眷已经由蜀返齐，故请圣上严查此事，给数万蜀关忠骨一个交待……”
逄通上书时，宋铮因为蜀使之事，也在太极殿。逄通一上书，立即在殿内引起轩然大波，同样把宋铮吓了一跳，不禁偷偷打量逄瑛。这件事宋铮前番在西斋与逄瑛密谈时，已经禀报过了，逄瑛倒是答应不累及蒋魁家眷。但逄通公然上书，立即把宋铮和逄瑛逼到了墙角。
还好，逄瑛已经非心思简单的少年，只见他略一沉吟，问道，“国公，这事儿你从哪里听说的？”
“臣前番接到军中密报，说有一队人马，自称是西夏汉人，因战事逃离关中，转道蜀国来到我们大齐。后来，这队人马竟然在徽州黄山脚下安顿下来。经过查访，有人认出，这队人竟是蒋魁的家眷，只不过更名换姓而已。故臣奏请圣上，定要严查此事。”
“跟踪查访，好像这是皇城司的差事吧。怎么，左右司都没报上来，倒是老国公先得到了消息？或者说，老国公忧国心切，调派自己府里的人手去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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